这些政策的实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短期买卖住宅的交易量减少，保有时间明显延长。
今日的政府财政收入与3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201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或将超过八万亿元，紧随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已有多年司法研究经历的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感到不可思议：上级法院怎么能这样处理下级法院呢？他说，从程序上来说，眼下还不能说是错案，必须将审理程序结束之后，才能认定它是错案，才能追究相关审判人员的问题，如果自首者说了假话怎么办？北京律师浦志强质疑省高院介入的合法性：平顶山中院已提起再审，高院没有理由如此介入并处罚法官，案件终审原本不在河南省高院。
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普通公路收费站接近200个，政府还贷性二级公路收费站157个。在省高院内部，已经不止一位人士意识到，原本一审在平顶山中院审结，从未到过河南省高院的案件，高院介入势必引起很大争议。最受质疑的是河南省高院对法官们的处理。与我国几乎全部收费的7.4万公里高速公路不同，2003年美国高速公路总里程为9万多公里，其中收费里程仅为7800多公里，约占8.8%。但如果他生活在今日的中国，亲历一条条通衢大道上布满着的关卡，或许会改写自己的诗句：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收费站。
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认定。张立勇院长亲自主持连夜召开的两个会议，省高院审委会和党组会。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和动力，就是以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为目的的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21]我也希望张先生能够考虑是否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是高效率的？怎样的市场经济才是高效率的？是什么政策使市场经济后60年比前200年在效率上产生了飞跃，甚至成倍地上升？5、中国低收入、低消费、高投资、高顺差以及国企高收入的经济模式的根源是什么？这种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失误、还是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我的观点非常明确：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上述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而这种市场本身的缺陷，是必需政府的有效调控，才能够弥补的。而即使真的实现了这个不还旧帐的增量改革计划对改善中国贫富差距的效果和速度都有待观察，更不用说能不能实现这个同步发展还大有疑问，至少我表示担忧。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背道而驰。[37] 如果说前２０年的改革取决于如何改企业的话，那么后２０年的改革将取决于如何改政府。
第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不同的人对同一改革措施做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使得下级执行部门无所适从，等待观望，延误了一些改革，也加大了政府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首先，改革领导人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显性的、明确的改革目标。
虽然我们事后可以指责次贷业务的信用评级过宽，不正确。……主要的政策制定不仅仅要高层取得一致，还需要很多环环相套的政府部门有积极的合作态度。这也是为什么法律不可能回过头来追究当初给次贷定级的评级人士的责任的原因。我们必须清楚，并不存在一个最优（ｆｉｒｓｔ—ｂｅｓｔ）选择，我们只能选择次优。
本文分十个主题来讨论中国的市场经济问题。让我们尽一切努力来确保每个人享有一个统一的最低水准，……[46]只要每一个国家都自由地起用从它自身的眼前利益看来认为可取的任何措施，而不考虑这些措施对于其他国家可能有何损害，那就很少有建立国际秩序或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可言，……[47]经济力量会是无私的这种可能性有是多么渺小，而偏袒自身的诱惑力却又是多么巨大。二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在促进了对劳动者合法权利的保护的基础上，并没有引起张先生所说的企业管理上的严重问题和恶性事件。……第三个方面，政府怎么从一个地区性的垄断者转向一个全球性的竞争者。
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在这里，弗里德曼仅仅指出了政府对药品监管而附带的弊端，以引起人们重视，尽量避免这种弊端。
不需要人为的什么政策，它都会上涨的。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
这是因为， 信息充分的条件，不但包括信息传播方面尖端、发达的技术和设备，而且还包含着许多主观理解的因素。结果就是劳动力相对资本来说，是永远地过剩的。凡是对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具有促进和完善作用的政府调节行为，在市场调节客观要求范围内的政府调节行为，都应该属于市场功能本身的调节作用，是市场调节功能的一部分。[48]我对上面哈耶克的言论的理解是：首先，哈耶克提倡对市场无知的服从，并不排斥对市场经济的理性理解，哈耶克所谓的无知的服从，仅仅是一种对人类理性和智力有限性的无奈，也就是这种无知的服从，仅仅存在于人类无法完全彻底地、理性地理解客观世界的范畴。那么我想请问张先生的是：是否可以因为政府干涉经济政策的错误，而确定政府不应该干涉经济，应该取缔政府对经济危机的一切救市行为？虽然张先生的文字中没有明确的答案，张先生非常知趣，没有说肯定不可能，而仅仅是抱怀疑态度。……第六，如何使我们的政府从一个自我中心的政府转变为客户导向的政府，政府应该把老百姓看作客户。
[50] 虽然张先生的这个论断并不一定十分正确，但它却反证了经济学、经济学家和价值观、道德性直接有关的理论观点。……我想这是二三十年来经济学家达成的一个共识。
确切地说，就是对市场的服从，也应该是理性地服从，而不能盲目和愚昧地服从。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对这种市场缺陷所造成贫富不合理地二极分化、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造成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低工资造成的高利润所引起的企业垄断倾向、以及相对贫困所造成劳动力综合素质无法有效地提高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劳动者劳动积极性的伤害，等一系列的弊端展开分析，因为这不是我文章的主题。
反腐败必须治本 ,不能治标不治本。张维迎先生还说：‘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
如果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现状没有一个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理解和认识，那么，一切经济政策就只能免谈。[7]如果2001年美国不救市，现在世界的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当时只是一个小危机、小泡沫，后面可以再健康地前进。[14]张维迎先生又例举了政府政策的错误，我还是那句话：张维迎先生是否认为，在平时，非危机时期，应该完全取缔政府完对市场经济的干涉？张先生在这里举的二个例子也非常可笑，根本说明不了问题：张先生是否认因为庸医的存在，吸毒者和病人就不应该去找医生？因为国家对药品的监管存在效果上的成本和弊端，就应该取消国家对药品的监管？我希望张先生明确告诉我们，弗里德曼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结论是否包含必须取缔政府对药品的监管？我希望张维迎先生和持相同观点的主流经济学家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政策，甚至可以说是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仅仅是弊多还是利多的区别，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只有利没有弊的政策和事物。所以，如果没有政府对收入的调控，大多数劳动者的低收入和贫富二极分化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固有倾向和常态。
正如张维迎先生所说：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了市场的调整。
……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推进市场自由地竞争、自由地准入的话，那么各个收入分配自然会达到一个均衡。遗憾的是，对这二大必要条件和主要原则的回避和沉默，将成为中国主流学术理论界的又一个耻辱的标志。
过去我们农村劳动力非常充裕，所以长期以来工资压得低，但到一定阶段之后，企业之间的竞争一定会把工资往上拉。[28] 如果中国经济是以每年7%-8%的速度增长的话，劳工的工资是一定会持续上涨的。
正因为经济理论直接地关系到社会上各群体的利益分配，所以，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必然地直接关系到价值观和道德性。因此，重要的是人类必须依靠相对的理性来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无谓的曲折和折腾，积极地争取自主的、主动的、积极的、科学的发展模式。甚至可以说，这是政府监管药品无法避免，又必须尽量减少和避免的成本。所以，正确的结论就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需的，重要的是政府的调控政策必须正确有效。
这个问题的反证就是：在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类世界中存在不存在绝对的无知呢，我们能不能因为不存在绝对无知就认定世界上只存在理性呢？我们必须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世界上所谓理性和无知都是相对的。张维迎先生说：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
上文已经论证了政府行为是整个市场体系必不可少的，是必需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经济落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非常低下的事实情况下，片面地强调效率，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仅正确，也是一种无奈。
道理非常简单，市场的纠错机制只能在发生错误后才能够纠错，而只要发生错误，效率就已经受到损害了。张维迎先生的下属论述对民主政治提出了质疑：但学术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能用投票来决定。